聊聊古玩那些事儿——宋钧窑

宋代从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始，便与道士有所交往，在夺取周政权后，曾利用“符命”为其制造舆论。赵匡胤称帝后，尽管尚在兵马倥偬之际，仍对道教表现出极大关注。道教崇尚青色，道士常服是青色，道袍多见天青蓝色，歌颂神仙的词叫“青词”。

道教这种思想和审美观对宋朝美学的影响，是追求一种含蓄慰藉的模糊的美，是一种充满模糊色彩的审美观。即所谓“见绿不是绿，见蓝不是蓝”，从而表现出道家崇尚的虚境和空灵。

　　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汝官哥三窑都是受这种影响，表现出独特的青色，成为皇家御用瓷器。但在这三种之外，还有另外两种色彩斑斓的，一种是以红色和蓝色著称的钧窑，还有以白色和红色驰名的定窑。

可能是色彩原因，这两种瓷器在五大名窑排名中靠后。历史是公平的，在这里让你失去，会在另外一处给你补齐。到了清朝末年，直至整个民国，这两种瓷器成了收藏界极力追捧的对象，影响远超其它名窑，甚至有了“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说法。

　　在科学上，钧瓷也属于青瓷，但它不是青色为主。钧窑的颜色有玫瑰紫、钧红、天蓝、月白等多种颜色。钧瓷的主要烧造时期是宋代以及金元时期，它有官钧和民钧之分。它跟汝窑不一样，汝窑就是官窑系统，只给皇家烧，但钧窑既有官方也有民间。钧窑的创烧时期，有人因为“钧窑”这个名字，认为是金代创烧，因为钧窑的全称“钧台窑”，是指在金大定24年（1184）钧州烧造。在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一直是这么认为，认为它就是在金代开始烧造，北宋没有。

　　后来到了明代，为了避万历皇帝朱翊钧的讳，钧州改为禹州，沿用至今。

今天的河南禹州就是过去的钧州。奇怪的是，钧窑在史籍中记载最早的是明代中期，之前没有出现过。如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这么一部非常完备的古董类专业书籍，竟然对这么重要的钧瓷只字未提。因此有人认为钧窑是明初才开始烧造的，他们的论断是以文献为准。

　　考证历史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文献，就是看历史上的人怎么写。但文献有个问题，就是局限性，这个局限就是“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

这句话在上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的时候流传极广，可实际上这并不是原话，而且与原意恰恰相反，感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历史是可以篡改的，很多史事都是在不停重写当中，这点在历史上极为普遍，每个朝代都存在，所以历史文献也不是完全靠得住。

这种情况我想会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出现而消失，因为整个人类的信息是共建共享的，这样挺好，能给后代子孙留下一个明确的历史作为前车之鉴。

　　另一个途径是文物，所有的历史都要靠证据证明，因为历史它不是凭空出现的，任何一段消失的历史都会留下曾经存在的痕迹。

晚清以后对钧窑是大力推崇，当时的社会争相追捧，特别是文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比如《陶雅》中有：古窑之存于今世者，在宋曰钧、曰汝、曰官、曰哥、曰龙泉、曰建。他把所有宋瓷重新排名，汝窑排到第二，钧窑排到第一。

　　同样是晚晴的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有：宋最有名之窑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钧窑，亦甚可贵。他在这段话中独提钧窑，说明晚清时期钧窑地位非常高。

　　晚清到民国初年，追逐钧窑的人非常多，以至于民国期间钧窑窑址被发现的时候，都被人哄抢，包括大量外国人，如德国人、日本人。这个窑址出现后，有人认为是“汝停钧代”，意思是汝窑停止烧造之后，由钧窑代替，因为它们烧造的地方都很接近，工艺也比较接近。

　　如此莫衷一是的说法，钧窑到底创烧于何时？如果钧窑不是在宋代出现，那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岂不是出现问题。在这许多真假模辩的记载当中，究竟哪种才是真？

钧瓷的外观特点（我的民间收藏笔记55.）

1.窑变色彩艺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釉色发生复杂的交错变化，紫、红、青、蓝、白交相掩映，绚丽多彩。 2.乳光状态。像青玛瑙或蛋白石一般美丽的天青色半乳浊状态，产生一系列由浅到深的蓝色，一种含蓄的光泽和优雅的质感。 3.常见蚯蚓走泥纹、菟丝纹等

按照现代文物学界观点，钧窑产生的年代不是金代，也不是元代，更不是明代，是北宋时期，近些年有些出土完全可以证明。因为在北宋的土层中发现大量钧瓷残片，与我们现在故宫中收藏的钧窑重器一模一样。它们的烧造时间应该是北宋的宋徽宗时期，与汝窑是同时期。

　　钧窑的烧造工艺与其它的瓷器稍有不同，钧窑是乳浊釉，一种不透明的釉；汝窑、官窑、哥窑都是透明的玻璃釉，釉是透亮的。

钧窑的乳浊釉优点是覆盖力强，它能把胎骨彻底覆盖。有了优点，就会有缺点，这是辩证的。就因为乳浊釉覆盖力强的优点，所以历史上钧窑对瓷胎的要求不高，疏松和粗糙的瓷胎都能很好遮盖住，这一点能从民窑钧瓷中得到充分证明。

　　钧窑是五大名窑中最特殊的青瓷，推测它的前身是鲁山花瓷，“钧红”的烧制成功开创了陶瓷史上的一个新境界。它对中国陶瓷史的贡献是，以铜为呈色剂，在高温下一次呈现红色。这不仅是对中国陶瓷史的贡献，更是对世界陶瓷史的贡献，这个贡献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不仅是卓越的而且是辉煌的。

　　瓷器以金属作为呈色剂，比如青色是用铁来呈色。钧窑用铜来呈色，难度会更大，铜在高温下会挥发，会变得没有颜色。钧窑使用铜，是因为当时神垕镇出产孔雀石。孔雀石含有大量的铜，所以就近取材，尽管那个红色按照今天的标准不是大红色，但已经非常接近于鲜红色。

　　钧窑属于窑变系瓷器，理论上讲，它的呈色在入窑之前是不能控制的。钧窑窑变的特殊性，除了在强还原焰下呈现的铜出现姹紫嫣红之外，特殊的釉面结构也影响到它的显色。一般来说钧窑的釉区别于其它窑青瓷的最大之处，就是它釉结晶结构，呈现一定的纤维状。这种纤维状结构主要是显色部分，而纤维状结构和玻璃状均质结晶之间，有很大的气泡。这些气泡有不少突破釉面，造成钧窑瓷器釉面呈橘皮棕眼状，使得钧窑窑变颜色层次感更加丰富。这一般是加入石灰碱的原因。钧窑窑变的呈色，铜的还原反应是直接原因，石灰碱入釉是间接原因。

　　古人赞美钧窑“夕阳紫翠忽成岚”，意思是颜色忽然产生了变化。所谓窑变，是指进入窑以后，在烧造中产生变化，人力不可控制。行话说“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就是钧窑的本质。

钧窑的色彩在烧造前期是绝对不可控制的，但经过工匠长期摸索，慢慢能够在一定限度内有所控制。这种控制需要很高的技巧，因为窑变温度的宽容度非常低，这种控制摒弃了过去钧窑烧造的随意性。在一些钧窑瓷器上，很明显能看到有笔触的颜色，时间集中且靠后，这就说明钧窑后来的工匠对色彩有了可控性。

　　清末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对钧瓷做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总结：元瓷之紫聚成物形，宋钧之紫弥漫全体。意思是宋代钧瓷的色泽是弥漫状的，颜色边缘完全看不清，往往是一个整体。比如一个花瓶，就是一个统一色，全是一种颜色，或玫瑰红或紫或月白。到了金元以后，钧瓷上开始明显出现色斑，每个色斑可以聚成一个物形。许之衡的描述概括了宋钧到元钧的一个变化过程。

　　民国以前，宋钧鉴定有个绝对特征“蚯蚓走泥纹”，不是“蚯泥走蚓纹”，这是个很好玩的口误。“蚯蚓走泥纹”的形成，是因为钧瓷的釉非常厚，能够达到七八毫米。釉不仅厚，还黏稠，所以在冷却的时候，有些介乎于开片和非开片之间的那种被釉填平的地方，会形成像雨过天晴之后，蚯蚓在湿地爬过的痕迹，被文人形象地比喻为“蚯蚓走泥纹”。

这个特征在民国以前无法仿出来。但在十多年前，河南神垕镇的窑厂不停攻关，已经能把这种特征准确地重现。所以“蚯蚓走泥纹”在今天已经不是钧窑鉴定的绝对依据。

　　钧窑分官钧和民钧，官钧很多都带有底刻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数字都有。这些数字都代表什么意义？一千多年来，许多人都在研究，用了各种方法推论，直到今天也没有合理解释。有人认为数字跟瓷器大小有关，编号越大，个头越小，就是一号最大，十号最小，可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有七号比四号大的，也有四号比七号大的，所以不是按照这个规律走；又有人认为红色调的刻单数，蓝色调的刻双数，这个也说不通。除非钧窑在一开始就能控制窑变颜色，如果不能，底下刻一个双数，结果出来一个蓝色，底下刻一个单数，结果出来一个红色，那就全瞎了，这种说法也不足为凭。那它底下那些数字究竟是什么意义，关于这点至今还是个谜。

　　历史过去之后，会留下很多的谜，就像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硅胶填充物，一千多年以后，说不定考古学家们会疑惑女尸胸口的那两团东西是什么？解释千奇百怪，各说各有理，都是按当时的社会现象去理解。当一个东西消亡以后，如果过了一千年，就非常难以确认。古文中最难学的不是动词，是名词，一个东西消失以后，这个名词也就消失了，可能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人们就不知道这个硅胶填充物是什么玩意儿。

　　这些年，钧窑出现的问题又开始变得复杂。先是有外国学者，又有台湾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官钧这部分陈设瓷为明初永乐宣德时期烧造。理由是造型，尤其是六方花盆造型与同时期青花瓷有共通之处。而且与这些相类似的残片出土时，又发现了一只鸡心执壶残器，这种鸡心执壶是明初典型器，以此类推，官钧应产生于明初皇宫。

　　这就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一是以前定为宋钧瓷时，曾出土过一只宣和通宝钱范，钱范就是铸造钱的模具，这个证据证明钧窑为北宋时期。但最近学者又认为，此钱范有后世伪造的可能，这就一下子把问题搞复杂了。这好比一个杀人铁案，杀人的凶器突然不能证明是凶手的，那么这个案子的定性就可疑了。

二是明代《宣德鼎彝谱》中记载：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明确记载钧窑。如果此时钧窑为新烧，那这个记录就有问题，或这个判断有问题，因为那根本不需要统计。

　　古往今来，收藏者一直面临这样的问题，同一件东西随着时间不同，人物不同，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所以想收藏一定要有心理承受能力，没有承受能力的人千万不要涉足，参与了就是自找麻烦。对于我们来说，宋钧也好，明钧也好，都是文物，物是人非，许多事情说不清楚，只有等待时间慢慢去澄清。想清这一点，就想清了收藏的乐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