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钧瓷那些事：中国钧瓷历史文化之五——衰落篇

　　中国钧瓷，因元朝末年的战争和灾荒连年不断，禹州民众死亡惨重，人烟稀少，因而在明代陷入低谷。至清代及民国，禹州钧瓷仍一蹶不振。曾经辉煌为，灿烂的禹州钧瓷自明代始进入了一个衰退消亡时期，钧瓷技艺曾几度失传。

　　一、钧瓷在明代步入低谷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戊丘，居民鲜少”。又说：“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禹县志》（民国版）中也说：“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将山西3.5万户迁徙钧州等地。”以上史料证明，因元朝末年战争、灾荒频繁，禹州居民死亡惨重，至使人口稀少，苗锡锦先生主编的《钧瓷志》上说：“在禹州境内，特别是在神后古钧窑区，多次调查与访问当地居民，他们都不是当地老户，多从山西或外地迁此，更查不到明以前的钧瓷世家。上述可知，钧窑在元末因战争灾荒，窑毁人亡而停烧。另据宣德年间《大明会典》记载：“题准光禄寺，每年所需酒缸、瓶、坛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外，真定府曲阳县分派酒缸117个，十瓶4274个，七瓶坛6100个，五瓶坛6240个，酒瓶10314个，每年烧造解寺应用”。明嘉靖三十二年，“题准曲阳缸、瓶共17765件，通行解部，如遇缸乏，止行磁州、真定烧造，免派钧州。”可见，由于凶末连年战争，禹州钧瓷生产陷入低谷，甚至使原能烧造艳丽绝妙的钧窑场，衰败到只能烧造酒缸、酒瓶、酒坛之类的粗陶窑场了。而明代初期，社会相对安定，封建经济再现复兴，但禹州钧瓷并没有因此而恢复。到永乐、宣德年间，全国瓷业中心趋向南方，江西景德镇迅速发展起来，其瓷质、造型，特别是彩绘装饰等方面的技艺日臻完美，逐渐形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瓷业中心。

　　禹州的制瓷业在明代仍以神后镇为集中区，其它窑场除个别烧制少量的缸、坛、粗碗外，已全部停烧。神后镇已成为全国日用粗瓷主产区之一。据镇内直武庙碑文发展记载：“戊化二十年（1484年）已有耕读陶冶者千有余家”，还驻有“督瓷贡委官”，负责陶瓷纳贡事宜。《中国陶瓷史》中也说：“明代日用瓷的主要产地有仪兵、瓜州、钧州、磁州和曲阳等地，他们担负着大量的派造任务。”明代《如萝录》中也有开封“南薰门外吊桥下……往南路西有周王碗店，乃神后瓷器盏”的记述。以上史料啼以证明禹州（主要是神后镇）在明代主要生产日用瓷器。

　　二、明末的禹州钧瓷

　　明史《地理》志载：“明神宗万历皇帝朱诩钧三年四月，因避讳奉命改钧州为禹州，因夏向旧封地也。”并勒令钧窑停烧钧瓷。《禹州志》（道光版）中也说：“禹州窑旧名钧窑……明万历三年以避讳故改名禹州……”足见后世史料将钧窑避书作“均窑”（古钧与均通）是历史遗留之事实。

　　清查初白在《人海记》中说：“明万历年，大内牡丹盛开，神庙思以磁瓶贮之，偶一江阴民，有一钧州瓶，高数尺许，欲得十金或卖之，忽内侍觅进时，上喜，问几何”奏曰“‘二百金’，上谕：“先给一百金，若未肯再给五十金‘。”万罗皇帝愿出一百五十金买一钧窑瓶插花，钧瓷在当时声价及稀有略见斑。但对钧瓷生产与否尚未发现文献记载。

　　宣德之后，明朝政局十分动荡。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其弟朱祁钰继位，改正统为景泰，史称代宗。后朱祁镇被放回，经过极其复杂残酷的争权斗争得以复位，改元天顺。在30多年时期里，竟然换了三个皇帝。统治阶级长期争权夺位，内忧外患十分严重，人民深受灾难，社会经济遭受巨大破坏，瓷业自然难以免。这一时期留下准确资料有限，对这30多年瓷器的状况知之甚少，文献缺记，因而有些学者称这段时期为中国陶瓷史上的“空白点”或“黑暗期”。

　　明代禹州钧瓷是还断烧，一直为陶瓷界所关注。禹州的陶瓷研究者经过多次考察，尚未发现明代钧窑遗址。1980年在神后镇西大办事瓷厂院内3m深处，发现一古窑址，出土有少量仿天青釉钧器残片，同进出土的有一陶范，上刻“天启六年”和“祁造”字样。可惜当时没有进行考古发掘和科学考证，此窑址是否明代钧窑，更多的情况不得而知。

　　天启（1621－－1627年）、崇祯（1628－－1644年）是明朝末年的两皇帝，顽症历时不长，两朝共计不过24年，当时社会极为动荡不定，内外战争不断，国力严重衰竭，财力十分紧迫。但禹州神后镇在天启年间还有钧瓷烧造，证明明代末年还在摸索仿制天青钧釉器。从发现的器物残片看，其釉色系用氧化钴调染，用氧化焰烧成，和窑变钧釉区别很大。阎夫立先生在其所著《中国钧瓷》（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说：“在郑州李经谋先生那里见到一件有“天启年制”字样的钧瓷盘，同时还有几件没有底款但风格釉色和这件盘子一样的蓝釉碗，这是当前笔者见到的惟一几件有明确纪年的明代钧瓷。在禹州北门里明代遗存文化层，也发现蓝紫钧器残片和天青钧器残片，与神后发现的明代残片以及李经谋先生所存的钧器质地相同，显然是明代仿钧之作。这些都说明明代末期在禹州还有钧瓷烧制”。

　　然而，在禹州至今仍不发现明代初期和中期烧制钧瓷的线索，这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南方的江苏宜兴和广东石湾等地却于明宣德年间，涌现出不少仿制钧器的窑口，有的仿制的还相当出色。特别是江西景德镇窑仿烧的窑红釉器物，通体红艳，光泽明丽，微泛橘绉，欲称“宝石红”，历受珍视，被宫廷纳为贡品，红极一时。

　　三、钧瓷在清代的处境

　　大清王朝建立后，随着社会的逐步稳定，封建经济渐渐复苏，瓷业生产进入繁荣时期，特别是康乾盛的到来，使中国陶瓷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但钧窑技艺因失传已久，一直处于断烧时期。然而，随着全国制瓷业中心的南移，南方瓷业生产进入了突飞猛进的兴盛发展时代。素有“瓷都”之称的江西景德镇，出现了彩绘的花鸟、人物、虫鱼、山水等瓷艺新技，其作品艳丽逼真，且有镂空、堆花、剔花等新的装饰技法。随之，皇室在景备镇设置御器厂，专为宫廷烧制御用贡品，使景德镇瓷器名扬天下，享誉海外。

　　景德镇窑除烧制本地特产外，还大量仿烧宋代名窑作品。特别是“雍正皇帝对宋代名窑十分青眯，因此，宫廷不仅大量收藏宋代流传下来的名窑瓷器，而且还命景德镇御器厂仿制。”“在仿制的宋代名窑瓷器中，以仿钧最为成功。”

12件当代钧瓷拍卖以总价165万元成交于北京保利秋拍

2019年12月5日，北京备受期待的保利秋季拍卖会“百年瓷艺——近现代文人瓷画拍卖”专场正式落槌。来自钧瓷故乡——河南神垕的钧瓷工艺大师的12件钧瓷作品以165万元的总价成交。 钧瓷艺术作品首次登陆保利秋拍，便获得不菲的战绩，这一消息刚一传出，便刷爆了

　　清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景德镇御器厂协理陶务的唐英曾派厂署幕友吴尧圃来禹州来调查钧窑器釉料的配制方法，并赋有《送吴尧圃之钧州诗》，诗曰：“……春风送客钧州路……此行陶冶赖成功……陶熔一发天地北，神工鬼斧惊才雄。”“雍正七年以后，宫廷档案中屡见景德镇仿钧釉成功的记录，是与吴尧圃的调查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分不开的。”据《中国陶瓷史》记载：“雍正八年十月二十日……一将年希尧烧造来的仿钧窑磁炉大小十二件呈览，奉旨此炉烧造得很好，传与年希尧照此样再多烧几件（造字3332号）。”

　　“雍正十一年正月一十一日，司库常保奉旨着照宜兴钵样式，交与造烧瓷器仿样将钧窑、官窑的霁青、霁红钵各烧造些来，其钧窑的要紧（造字3360号）”。

　　上述史料既说明宫廷对仿钧的重视，又说明唐英仿钧之时，禹州的钧窑或许可能有少量的烧制者，但已不能生产相样的钧瓷了。《大清统一志》（乾隆本）记载：河南许州府土产，瓷器出禹州神后山。《禹州志》（道光本）中也说：“州西六十里，乱石山中，有镇曰神后，有土焉可陶为瓷。”“古钧窑多在方山、涌水、蓝水之滨，而治北扒村亦有遗址，故不止一处也”。可见当时禹州神后主要生产“土产”粗瓷器，古钧窑已成历史“遗址”而未恢复，故窑变宋钧瓷仍被视为珍宝。清乾隆皇帝对宋代名窑更是喜爱有加，他一生作有关陶瓷诗文就有199首，其中题钧瓷诗9首，这些瓷器一向被视为“宫廷秘宝”。1927年前后，北京西华门内廷古斋古玩铺收进一宋钧窑碗，表里均天青色有霞斑片点，是内刻有清乾隆御题诗文“青器欣在北宋传，阅年八百尚完全。寰匡底用以铜锁，口足原看似铁坚。摩抚天成岂茅蔑，万规月样似团圆。柴瓷罕见兹称古，望古因之意睾然。”古陶者学者称此钧碗为世间无二至宝。“此碗后来辗转为北新桥汪家胡同衡子中所有。衡一生最喜研究古陶瓷，收藏也很丰富，自号”陶痴“，曾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的陶瓷专门委员多年，对御题计议很熟悉。得此碗后，曾在”“澳书画古玩展览会”中展出。

　　由于清代宫廷对钧瓷的编爱，使清代仿钧之风盛行，仿钧之风给钧瓷的恢复与发展提供先决条件。

　　四、清代后期钧瓷的萌动

　　清代末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山河破碎，百业荒废，中国陶瓷业惨遭严重打击。为了挽救我国的陶瓷工业，民族工商业者在清政府提倡的“振兴实业”口号下，在中国陶瓷手工业中进行了一些改革，创办了一些新式瓷厂和公司。光绪三十年（1904年）到宣统二年（1910年），中国先后建起了7个新式瓷厂，以后又建起了不少的瓷厂和公司，神后的“钧兴公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同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商大贾纷纷来到中国，使中外爱好古陶瓷文物的收藏家日渐增多，仿古器物因此应运而生并大量涌现。这一仿古这风的刮起，对钧瓷的复苏起到了促进推动作用。

　　清光绪五年（1879年），禹州神后镇陶工卢振太、卢振中及振太之子天增、天福、天恩兄弟三人，受古玩商人高价收买宋钧的影响，立志恢复钧瓷。他们跋山涉水，在神后附近找矿寻料，用当地原材料，经过多年反复试验，终于以氧化　为着色剂，在氧化焰中烧出孔雀绿和碧蓝相间的仿钧器物。而后，由于经常与外界人士接触，他们又借鉴他人经验，在天青器上创烧抹械、飞红加彩新工艺，但红彩是铭锡红色料，故彩斑较暗较呆滞。后来他们又在釉料中加入金属铜成分，并用捂火（还原焰）烧制方法，用风箱炉，烧制小件仿宋钧瓷，虽规模小，产量少，但取得了成效，积累了经验。卢氏第三代艺人广同、广东、广华、广文等为恢复钧瓷矢志不移。在长达数十年的研究和试验中，曾卖掉良田和瓷窑，终于使久已失传的钧瓷于光绪年间重现于世。其后，神后钧窑逐渐恢复生产，并发展至十余家。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禹境大旱，卢天福贫病而死，其子侄辈仍坚持烧制钧瓷。卢家钧瓷为中国钧瓷的恢复和发展开辟了光河，故称之为“钧瓷世家”。

　　钧瓷世家卢氏烧造的钧瓷除在粗瓷窑内搭烧仿“雨过天青”器外，主要是用风箱炉小窑还原高温烧成，故称“炉钧”又因出自卢家艺人之手，也称“卢钧”。其精上制品五彩斑斓，玉润晶莹，有的可与宋钧媲美。其作品如折边盘、乳钉罐，天青釉加紫红彩，精美异常，曾流入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主作“宋钧”珍藏。故有文献记载：“禹县神后镇艺人卢广同、卢广文等兄弟，善仿宋钧，珍珠刻花，能做到以假乱真，”上海、开封古玩店常把卢钧误作宋钧收购。后来，开封古玩店铺门楣多悬“谨防卢瓷”招牌警示，以恐上当。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禹州知州曹光权为给慈禧太后庆寿煞费苦心，特征集工匠在州衙内（今禹州市人民武装部驻地）设窑烧造钧瓷以备贡品。经过窑工艺人的精心制作和烧造，做出了钧瓷炉、瓶、盆、尊、洗、寿桃、佛手及仿制的禹贡九鼎等36件寿瓷。其作品形神兼备，宝光内蕴，莹润超玉。慈禧见后赞不绝口，喜爱有加，后将曹光权招进京城，委以高官。自此，钧瓷重新登上中国陶瓷艺坛，并进入宫廷，备受多方各界重视青眯。

　　光绪三十年（1904年），曹广权在神后镇建立“钧兴公司”，聘请钧瓷世家卢天恩（又名丙岱）、艺人宋吉成、贾钧、郗五寅、郗江、贾喜、五大黑等到公司做工，恢复钧瓷生产，意欲将钧瓷纳人产业化、公司化经营。公司借鉴南方瓷厂管理方法，订有公司章程和谕匠工贴，有较正规的管理制度和工艺规程。所出产品造型规整，工艺考究，但色釉单调，成色率低。对此，曹广权曾撰文记述：近三百多年来，神后瓷业仅有黄、白粗碗，而钧瓷的奥妙更无人知晓，召来诸匠选试，仅得天青一色，然多　坠，又儿经试验，漂造钵研，成色不到半相率。曹广权热心于教育和实业开发，关心钧瓷的恢复和发展，派职官汪瑞甫专管“钧兴公司”，并请景德镇工匠来神后相互交流技术。他任职期间，不断到神后巡视，和钧瓷艺人关系比较密切。后东渡日本，又调北京任职，仍向钧瓷艺人致函问候。

　　“钧兴公司”前后共经营10余年，周政治局势混乱，无力经营，约在民国初年停办。

　　民国时期，河南省长田文烈，禹县经任县长韩邦孕、王桓武、侯慕　等都曾支持过钧瓷的恢复，或筹建钧瓷，或开办工厂，皆短命夭折。后在政局稍安时，卢氏钧瓷世家及王喜娃、郗杰等钧瓷艺人仍不断从事钧瓷的烧制。不过，这一时期的禹州神后镇，仍以大量烧造粗瓷为主，钧瓷产量极其有限。正如《禹县志》（民国版）中记载：“神后一镇，雄于全境，村庄者皆以制造粗瓷故也，若新钧瓷之兴，等之奇货可居，非常业也。”

　　嗣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抗日战争在全国爆发。地处中原的河南，城局屹紧，政局混乱，百业萧条，民不聊生；加之水、旱、蝗等自然灾害撞踵而至，钧瓷艺人无以为生，有的背井离乡，有的贫病而亡，有的另谋生计。至此，恢复仅数十年的钧瓷艺业，因战乱和灾荒再遭厄运而基本消声匿迹了。中国陶瓷文化艺苑中的灿烂之花－－钧瓷，再一次枯萎凋落。